今年八月的一个周末，我去麟游拜谒九成宫，领略《九成宫醴泉铭碑》欧阳询之楷书法度，通读魏征撰写的碑文，其“居高思坠，持满戒盈"的谏诤之言不由我翻开史书再读魏征。魏征一生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，呈送给唐太宗的奏疏十一件，谏诤多达“数十余万言”。

“谏”的本义是向帝王陈述各种可能的选择并提出其中最佳者。引申义为规劝君主、尊长或朋友，使其改正错误或过失。有一次，唐太宗从长安去洛阳，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，唐太宗很生气。魏征对太宗说:“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的追求享乐而灭亡的。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，以后必然上行下效，各地方拼命供奉陛下，以求陛下满意。供应是有限的，人的奢侈欲望是无限的，如此下去，隋朝的悲剧又该重演了。”太宗听了这番话肃然心惊，以后很注意节俭。

贞观初年，经济得到发展，百姓生活也富裕起来，唐太宗逐渐骄奢忘本，大修庙宇宫殿，广求珍宝，四处巡游，劳民伤财。魏征对此极为忧虑，“频上四疏，以陈得失”。《谏太宗十思疏》就是其中第二疏，其中写到“君人者，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，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，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，惧满溢则思江海下而百川，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，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，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，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，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，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”。意在劝谏太宗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，积其德义。唐太宗看了猛然警醒，写了《答魏征手诏》，表示从谏改过。这篇文章被太宗置于案头，奉为座右铭。

有一天，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，跟左右大臣说：“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，也懂得尧、舜，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？”魏征接口说：“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。隋炀帝自以为才高，骄傲自信，说的是尧舜的话，干的是桀纣的事，到后来糊里糊涂，就自取灭亡了。

魏征进谏，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意见，必定当面直谏，坚持到底，决不背后议论。有一次，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:“魏征每次向我进谏时，只要我没接受他的意见，他总是不答应，不知是何缘故?”未等长孙无忌答话，魏征接过话头说:“陛下做事不对，我才进谏。如果陛下不听我的劝告，我又立即顺从陛下的意见，那就只有依照陛下的旨意行事，岂不违背了我进谏的初衷了吗?”太宗说:“你当时应承一下，顾全我的体面，退朝之后，再单独向我进谏，难道不行吗?”魏征道:“从前，舜告诫群臣，当面顺从，背后又另讲一套，这不是臣下忠君的表现，而是阳奉阴违的奸佞行为。所以您的看法，为臣不敢苟同。”太宗非常赞赏魏征的意见。

贞观十三年，魏征见太宗近岁颇好奢纵，恐其不能克终俭约，故上《十渐不克终疏》奏章直谏。指出唐太宗的十条缺点：迷恋财物、轻用民力、追求享受、热衷盘游之娱、酷爱打猎、志在嬉游、荒于政事、“不复专心治道”、劳弊尤甚、奴役百姓等。太宗皇帝说这篇文章“词强理直”，书于屏风之上。还“赐征黄金十斤，厩马二匹”。

魏征去世后，太宗跟左右的大臣说：人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见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；魏征没，朕亡一镜矣！

史学家认为，没有魏征殚精竭虑忠心耿耿，没有唐太宗的开宗明义从谏如流，就不会出现初唐的“贞观之治”。史海如烟，历史的车轮滚滚不息，任大浪淘沙千余年，魏征直言进谏的精神如同大唐的鼎盛繁华，在万古江河中熠熠生辉，也更值得我们学习借鉴。作为一名基层纪检监察干部，不但要适应新时代下纪检监察工作新任务新要求，不断加强学习，提高业务本领，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履行监督责任方面，增强政治敏锐性，正确履行监督专职专责，提升监督本领，既要监督事，更要管住人，有效破解基层“熟人社会”监督难题，下大力气解决不敢监督，不会监督问题。要学习魏征不畏强权，不怕得罪人、敢于较真碰硬的魄力和勇气，以高质量的监督助推我县政治生态持续向好。

（驻乾县交通局纪检监察组 姬婷）